大家想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国一天绝大多数股票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金融动荡，可中国股市同样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注，而中国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国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国股市下跌只有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国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国老百姓早就死了几个轮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老百姓购买价格之所以高出十几倍几十倍，是当初国家承诺只有老百姓手里的高价股能够上市流通买卖，其它所有低价股不能上市流通买卖，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高价购买的实际上是上市流通权。在所谓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现象虽然不合理，但是至少没有形成一部分富人和外资对广大股民的公开掠夺。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国家违背承诺，允许所有股票统统上市流通，富人和外资的低价股与老百姓的高价股都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无异于是把老百姓账户上的钱直接划拨给富人和外资，于是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富人和外资天天欢天喜地抛售股票（即所谓减持），由于他们手里的低价股超过市场总数的三分之二，随着富人和外资的抛售，股票价格就天天下跌，中国石油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七十，兴业银行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六十，世界历史上的股灾也不过如此。由于这是老百姓单方面的股灾，富人和外资与此同时仍然在大发其财，价格48元的中国石油只要不跌破1元钱，价格70元的兴业银行只要不跌破2元钱，外资就仍然在赚钱。中国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国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股市是老百姓单方面赔钱，富人和外资都在赚，国家和企业都在赚，所以虽然老百姓赔得血本无归、爹哭娘叫，仍然不算股灾不算动荡，甚至仍然感觉是大牛市。
      　　
      　　最近建行老总在反驳贱卖银行股时就声称：虽然外资赚了，但是建行也赚了。建行老总却故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和外资都大赚特赚的同时，中国老百姓却赔了，并且赔得很惨，建行去年上市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股价跌去近一半，目前已跌破6.45元的国内发行价，最低达到6.35元，连最初那百分之二抽签买到的幸运者都已赔钱，可是距离不到一元钱的外资购买价仍然很高，也就是说，在中国投资者已经亏损近一半的情况下，外资仍然拥有超过6倍的溢价盈利。世界上有这样对待本国人民的上市公司吗？建行是中国人民60年来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银行，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人的悬殊高价卖给中国人，以同样惊人的悬殊低价卖给外国人？让中国股市对外国人永远是牛市，对中国人永远是熊市？面对近万亿资金被建行套牢的那些国内投资者，建行老总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愧疚，反倒振振有词地大谈低价卖给外资的合理性。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建行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发生在韩国又会怎么样？别的方面不敢说，至少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有人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坐在监狱里解释这一切。美国龙星公司持有韩国外汇银行股票十年赚了46亿，便引起韩国一片哗然，迫使政府立案调查，拘留了包括美国龙星公司在内的十多名参与的高管。可是建行让美国银行赚了1千多亿，高管反倒站出来为美国人辩护，好像美国没有把整个建行拿走中国就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一样。
      　　
      　　可见，中国股市的单方面股灾完全是利用国家信用进行欺诈的结果。股票是由各种承诺构成的信用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承诺，没有政府的承诺，公司和中介机构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老百姓花钱买股票，其实购买的就是这种承诺。当初政府承诺三分之二的股票不上市流通，老百姓购买的三分之一股票才会出现高价，现在全部股票都上市流通了，承诺改变了，老百姓手里的股票也就不再是原来的股票了，违背承诺的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失，谁造成的损失由谁来赔偿，这是全世界市场监管的基本原则，这就如同我们花钱购买的是汽车，无论汽车公司怎么改革，都必须给我们汽车，而不能最后给我们一辆自行车，即使公司已不再经营汽车，也要把钱退给我们，绝不能用所谓改革的理由把我们打发掉。操纵股市的买办集团说什么股权分置改革是要解决全流通问题，和世界接轨。其实，解决全流通问题有许多方法，将目前解禁的那部分国家股法人股按比例卖给所有股民，是国家、市场和股民的双赢格局，既可以推动股市的健康发展，又可以让老百姓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让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保持同步发展。只是一旦实行如此真正强国富民的改革，中国的权贵富豪和外资也就没有机会黥吞约十万亿现金资产了，中国股民也就不会在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天天赔钱了。十万亿啊！分摊到5千万股民头上就是每人二十万，*政治报告提出的“要使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也就实现了。所谓财产性收入主要就是房租收入和股票收入，依靠房租收入目前中国老百姓还做不到，唯一的财产性收入就是股票收入，所以去年中央提出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老百姓立刻蜂拥股市，惟恐错过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结果却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不仅财产性收入没见到分文，连平日积攒的工资收入都被掠走了绝大部分。政府之所以允许少数富豪和外资利用国家信用掠夺中国老百姓，既有被蒙蔽的因素，更有过于迷信暴力的因素，用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

　　的确，大地震激发了中国上下同仇敌忾抗震救灾的士气，让涣散多年的人心突然发现了共同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当局在灾后迅速的反应动员，以及在救灾过程中对中外媒体几近全面地开放，对民间的批评从善如流（如开放境外搜救队协助救灾、举行全国哀悼日三天并降半旗、奥运火炬传递暂停、一再要求确保善款和物资不会被贪官上下其手、重申要追究学校豆腐渣的刑事责任、加强今后学校的建筑安全标准……），无不让国际舆论赞赏有加。

　　地震像散发出强大磁力的磁场一样，把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民心毫无保留地吸收过来。中华民族、同胞、祖国等字眼突然间增添了一份让大家热血沸腾的感染力。

　　大灾难不但“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章诒和语），也使得鼓吹“中国威胁论”、批判中国人权问题、炒作西藏独立、呼吁抵制北京奥运的言论瞬间失去了道德立足点，显得无聊而猥琐。

　　但是大地震的故事至今只进行了一半，犹如儿童版的《塞翁失马》。《淮南子》在讲述“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后，还记录了塞翁的话说：“此何遽不能为祸乎？”

　　汶川灾区至今余震不断，几十座堰塞湖和受损水坝的威胁还没解除；疫情管控和环境污染问题；500多万流离失所的灾民以及上千万需要安置的民众，无一不还在挑战中共的执政能力。

　　大地震固然凝聚了民气，但不一定震跨体制的惰性。国际媒体自由采访报道灾情，让当局认识到透明的好处，国际舆论对于中国政府开放的赞誉，也一定程度鼓励双方的良性互动。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共控制舆论的需要及本能已经不存在。有观察者就敏锐地指出，电视新闻里平日肉麻的成分又逐渐冒出头来，似乎正在慢慢地取代地震新闻的人性自然面。

　　灾后重建需要投入上千亿人民币的资金，在悲伤过去后势必要牵动条条框框的利益博弈。受灾各县市如何争取更多拨款，中央各部门如何试图从中扩大权力和影响力，如果处理不当，这种衙门间的争食不但将严重戳伤中共的合法性，恐怕也会激起难以想象的民愤。

中国民间社会在地震后喷井似地爆发出独立自主的行动力，进一步深化和开拓了自我意识，延续改革开放的大趋势，逼迫权力让出更多空间。对于习惯权力垄断的中共而言，已经很难继续“马照跑、舞照跳”，如何因应灾后的这种新情势，难度似乎不亚于安置千万灾民。

　　从大地震预测阙如的质疑不断被拿出来讨论，丧失子女的灾区父母穷追豆腐渣学校刑责，可以感觉到被催生出来的民气所同时隐含的怒气和怨气，如何由此落实责任政治，疏导社会整体气氛，或将决定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勇于面对和承担这些新问题，才可能真正结束汶川大地震的故事，完成《塞翁失马》里塞翁最后的那句“此何遽不为福乎？”，做到“父子相保”的好结局。

　　的确，大地震激发了中国上下同仇敌忾抗震救灾的士气，让涣散多年的人心突然发现了共同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当局在灾后迅速的反应动员，以及在救灾过程中对中外媒体几近全面地开放，对民间的批评从善如流（如开放境外搜救队协助救灾、举行全国哀悼日三天并降半旗、奥运火炬传递暂停、一再要求确保善款和物资不会被贪官上下其手、重申要追究学校豆腐渣的刑事责任、加强今后学校的建筑安全标准……），无不让国际舆论赞赏有加。

　　地震像散发出强大磁力的磁场一样，把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民心毫无保留地吸收过来。中华民族、同胞、祖国等字眼突然间增添了一份让大家热血沸腾的感染力。

　　大灾难不但“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章诒和语），也使得鼓吹“中国威胁论”、批判中国人权问题、炒作西藏独立、呼吁抵制北京奥运的言论瞬间失去了道德立足点，显得无聊而猥琐。

　　但是大地震的故事至今只进行了一半，犹如儿童版的《塞翁失马》。《淮南子》在讲述“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后，还记录了塞翁的话说：“此何遽不能为祸乎？”

　　汶川灾区至今余震不断，几十座堰塞湖和受损水坝的威胁还没解除；疫情管控和环境污染问题；500多万流离失所的灾民以及上千万需要安置的民众，无一不还在挑战中共的执政能力。

　　大地震固然凝聚了民气，但不一定震跨体制的惰性。国际媒体自由采访报道灾情，让当局认识到透明的好处，国际舆论对于中国政府开放的赞誉，也一定程度鼓励双方的良性互动。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共控制舆论的需要及本能已经不存在。有观察者就敏锐地指出，电视新闻里平日肉麻的成分又逐渐冒出头来，似乎正在慢慢地取代地震新闻的人性自然面。

　　灾后重建需要投入上千亿人民币的资金，在悲伤过去后势必要牵动条条框框的利益博弈。受灾各县市如何争取更多拨款，中央各部门如何试图从中扩大权力和影响力，如果处理不当，这种衙门间的争食不但将严重戳伤中共的合法性，恐怕也会激起难以想象的民愤。

中国民间社会在地震后喷井似地爆发出独立自主的行动力，进一步深化和开拓了自我意识，延续改革开放的大趋势，逼迫权力让出更多空间。对于习惯权力垄断的中共而言，已经很难继续“马照跑、舞照跳”，如何因应灾后的这种新情势，难度似乎不亚于安置千万灾民。

　　从大地震预测阙如的质疑不断被拿出来讨论，丧失子女的灾区父母穷追豆腐渣学校刑责，可以感觉到被催生出来的民气所同时隐含的怒气和怨气，如何由此落实责任政治，疏导社会整体气氛，或将决定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勇于面对和承担这些新问题，才可能真正结束汶川大地震的故事，完成《塞翁失马》里塞翁最后的那句“此何遽不为福乎？”，做到“父子相保”的好结局。

　　台湾总统马英九充满善意的就职演说，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充满温情的回应，加上即将随着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登陆而来的“胡吴会”，海峡两岸看来距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不远了。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因为大陆和台湾当局都同意搁置争议，暂时把两岸都很头疼的问题束之高阁。马英九也说了，他的两岸政策是“不统、不独、不武”，还表示在他的一生内，不大可能看到两岸统一。换言之，至少在马英九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和第二个四年任期（如果他能蝉联）总共八年的时间内，两岸是不会为了统一而走上政治谈判桌的。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大陆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台湾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大陆仍然是共产党专政，台湾仍然是民主政治。这一个情况基本不会改变。除非发生什么特大变化，否则大陆不可能再提“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台湾也不大可能重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换言之，两岸当局都不会在统一后的中国要采取什么制度这个难题上，面对来自对方的压力。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指挥抢险抗灾、解放军奋不顾身救助灾民的画面，通过台湾各大电视台传播到了台湾，令多年来对中共和解放军所知不多的台湾普通老百姓耳目一新，也给台湾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譬如，就有台湾网民在电子媒体上撰文，拿大陆当局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表现和台湾当局在九二一大地震、八掌溪事件后的表现比较，批评台湾的民选政府在“以人民为主”的方面，还不如大陆的专制政府。

　　可是，大陆人民也从媒体上看到了已是准总统和准第一夫人的马英九夫妇，在台湾的电视赈灾筹款节目里当上接听电话义工的报道，这也是大陆人民从来没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看过的。所以，在温家宝上前线指挥抢险救灾震撼台湾民众的同时，马英九当义工接电话也震撼了大陆民众。

　　这一场两岸领导人的道德形象之战，大陆和台湾打了个平手，各得五十分。

     先行避嫌以免授人以柄

    然而，老百姓最在乎的并不是领导人在天灾人祸等非常时期的表现，而是他们在正常时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马英九的道德高度，可能会令大陆领导人面对很大的压力。

　　就在马英九上任的两天后，台湾媒体传出消息说，他的妻子周美青已经向所任职的兆丰银行提出退休申请，大姐马以南辞去了中国化学制药公司副总经理一职，妻舅联华联合液化石油气公司董事长周伟奇也申请提前退休。

　　据了解，周美青、马以南和周伟奇都是在马英九的直接或间接示意下，从待遇优厚的职务上退下来的。为什么？避瓜田李下之嫌！马英九素以清廉自许，既然担任了最高领导人，亲人当然不宜继续在企业界任高职，免得授人以柄，让政敌或媒体指责马家政商两界通吃。

　　有人说，马英九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和他一样不近人情，甚至比他还要更不近人情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名气比马英九大，资格也比他老，就是和马英九同是湖南湘潭人的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从打江山到坐江山，没有为个人谋取私利，也没有为家人、亲属谋取特权，是大陆人民甚至地球人都知道的。举个例子，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给他的表兄文南松的信件中写道：“运昌兄（毛泽东的另一个表兄）的工作，不应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毛泽东的家风还影响到了他的长子毛岸英，他在抗美援朝前回返老家韶山，亲戚写信给他，想讨个官做，毛岸英在回信里说：“当皇亲国戚升官发财的思想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我们伟大的新中国是靠着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不是靠升官发财的时代。”

　　也许马英九本人不愿意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在他不让亲人在企业界任高职和毛泽东不允许亲人走后门这一点上，两人是相当一致的。这样的道德高度，会给有不少本事不大，关系够铁的亲朋戚友在国企、私企里当高级主管的大陆高级领导人很大的压力，因为大陆老百姓会在马总统身上看到了毛主席的影子。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组助理主任